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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达仁堂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恢复生产，认购公债，捐献现金支援抗美援朝，开展“国药科学化”研究工作，在“医药下乡”活动中派职工参加医疗队，在“五反”运动中认真自查自纠……乐肇基、乐松生和乐钊兄弟三人以实际行动，表明了他们对共产党政权的拥护，和对新中国的热爱。
1951年和1952年，乐氏兄弟先后加入了民主建国会，那时候民主党派对政治学习抓得很紧，李烛尘、周叔弢等天津德高望重的企业界民主人士在政治上也都非常积极，在他们的影响和党的教育下，乐氏兄弟思想觉悟有很大提高。
1953年党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乐氏兄弟由衷拥护党的总路线，他们扩大生产，加强企业管理，期待对达仁堂改造的早日到来。
1954年早春，《天津日报》连续报道了利中酸厂公私合营以后的新气象和利中经理万国权的先进事迹，乐氏兄弟很受教育和启发，他们当即向政府提出了达仁堂实行公私合营的申请，乐松生同时代表北京同仁堂向政府申请公私合营。当年8月27日，北京同仁堂被批准实行公私合营，天津达仁堂迟了一步，至转年6月16日才被批准成为公私合营企业。不过达仁堂实行公私合营，在天津中药行业，可算是第一家。当时天津中药行业有“四大家”之说，按照资产总额，达仁堂拥有112万元，是“四大家”之首，资产占天津市中药业资产总额的30%以上。达仁堂公私合营以后，其他三家也于1955年10月15日实行了公私合营。“四大家”的公私合营，在天津中药业影响很大，对全市私营中药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起了不小的促进作用。
天津达仁堂公私合营以后，乐肇基任经理，公方代表杨金铭任副经理兼厂长，张蔚涵、李宜侯和叶树生、乐钊分别任副经理和副厂长，乐松生从此不再在天津达仁堂担任领导职务。合营后的达仁堂在管理上，也由天津市轻工业局划归给新成立的天津市药材公司。
合营后的达仁堂，调整组织机构，改进管理，开展增产节约劳动竞赛，极大地调动了职工积极性。合营后的第一年，达仁堂劳动生产率和产值，分别比上一年提高了26%和138%。职工还发明了药丸纸管包装，并且研制出了纸管沾蜡机、木制搓丸板、打板式粉碎机、和坨搅拌机和单辊三辊蜜丸机等一系列工艺设备，使中药生产由落后的手工操作过渡到半机械化和机械化。合营也使达仁堂短缺资金、原料、专业技术人员和技工的状况，得到改善，乐氏兄弟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资源共享的优越性，深有感触。
1955年1月1日，以原天津零售公司和原土产公司药材部为基础，成立了国营专业机构——中国药材公司天津市公司。“天津中成药的生产经营，从1955年开始，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管理。市药材公司对所属工业厂实行统购包销，如品种产量的计划安排，原料的提供，价格的制订，规格质量的管理，成品的缴库，统由公司负责。”（见《天津中药行业志》）这种高度集中统一管理，使当时已有四十多年历史达仁堂，悄然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一是心不二用，更关注于产品质量的提高。合营后的达仁堂，不再经营商业店铺，仅作为一家中成药生产工厂，而且既不采购原料，也不销售产品，连生产计划都自有上级安排，在实质上达仁堂已经成为药材公司的一个车间。正因为这样，达仁堂就有更多的精力，投入于生产工艺管理，确保产品质量的不断提高。公私合营时，乐达仁之子乐钊当着公方代表杨金铭的面，打开一服达仁堂开业时生产的用蜡皮包裹的丸药。这服四十年前生产的丸药，绵软滋润，色泽如新。杨金铭大加赞赏，鼓励达仁堂职工发扬传统，确保质量，精益求精。从那时起，达仁堂一直把提高产品质量，当作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各地患者对达仁堂产品赞不绝口。
二是彻底平民化，用价格低廉的药品为人民大众服务。达仁堂脱胎于北京同仁堂，北京同仁堂在清代作了一百八十多年的宫廷御药房，因此在经营上不免带有官商作风和贵族化倾向。民国以后，达仁堂生产的丸散膏丹，不追求外观装潢精美华贵，只讲究原料地道，工艺精湛，疗效可靠，但在产品价格上，历来略高于市场平均价，致使旧社会一些贫苦市民吃不起达仁堂的药。1954年10月天津按照《丸散膏丹标准价目表》统一零售价格，达仁堂服从集中统一管理，自动把价格降下来。五六十年代，国家实行药价从低方针，达仁堂产品价格一再下调。文革中商业部于1969年12月下文规定，“药品不应当盈利，加上再生产费用就够了”。按照文件精神，达仁堂药品价格又下调了几次。例如，一服牛黄上清丸，1954卖一角三分钱，1965年卖一角钱，1969年至1978年只卖六分钱；小儿至宝锭，从1954年至1985年，30年间一服只卖八分钱，其中1978年才卖五分钱。公私合营后，达仁堂已经彻底平民化了，五六分钱一丸药，人人吃得起。只是解放后中成药价格惊人的低廉，中成药传统品种如牛黄上清丸、小儿至宝锭等，即便90年代以后有所上调，但总的来说价格仍然偏低。目前的零售价，牛黄上清丸一服0.84元，小儿至宝锭一服1.45元，与“洋中药”和保健品简直无法相比。而另一方面，药材价格从70年代起持续上涨。如每公斤山东银花，1973年4.76元，1974年7.22元，1982年8.86元，目前达到30元左右；每公斤甘肃当归，1973年2元，1974年3.22元，1978年4.40元，目前达到15元左右，分别上涨了十多元和二十多元。
三是打破门户之见，秘方秘诀让同行共享。过去达仁堂的秘方和工艺秘诀，只有乐家人完全清楚，老资格的达仁堂职工也只能略知一二。公私合营后，达仁堂乐家把秘方秘诀全部献给国家。天津1954年正式执行的《固有成方统一配本》、1957年试行的《中药成方选辑》、1964年版和1978年版《天津市中成药规范》，大都源于过去秘不示人的达仁堂配本。90年代制定国家药典时，《天津市中成药规范》和北京同仁堂配本是主要参照物之一。中成药部颁标准中49个品种，2005版国家药典中10个中成药产品标准，都原封不动来自于天津达仁堂。
计划经济时期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管理，自有其一定的历史意义，当然也有一些问题值得反思。例如达仁堂，纳入高度集中统一管理以后，这个中国诞生最早的、规模最大的工商一体国药集团，便宣告解体，本市和外埠分号全部与天津达仁堂制药厂脱钩，达仁堂失去商业窗口，远离市场，只管生产，不问销售，产销链被剪断，以致于90年代中期达仁堂重新走向市场时，“拔剑四顾心茫然”。50年代实行专业化分工，丸散膏丹和药胶、药酒、膏滋、膏药、饮片一应俱全的达仁堂，除了“丸”之外，全部被“分工”分走，连达仁堂最先研制成功的中药片剂，也名花有主了。只生产中药大蜜丸的达仁堂，重新走向市场时，由于剂型单一、落后，已经很难招揽中青年顾客群了。上胶囊，上水丸，上片剂，想法很好，但是在达仁堂生产许可证上增加新剂型，那将面临一项旷日持久的大工程。达仁堂这个七八十年前和五六十年前的全国性优秀品牌，现在真有些“昔非今比”了。
可喜的是，达则兼善、仁者爱人的企业精神还在，儒雅、博爱、自律、奋进的企业文化还在，强劲的文化力正在打造达仁堂这只优良品牌，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群体，正在继承老一辈的传统，憋足劲准备干一番大事业。达仁堂前途无量，达仁堂新的腾飞指日可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