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由铺到厂的变迁

座落在天津估衣街西口的达仁堂药铺，装饰得古朴典雅，气度非凡。红牌、黄牌、兰牌电车始发站北大关，熙熙攘攘的游人，一踱进估衣街，便见到右首一侧一座青砖瓦房的店铺，在东西两边高高地树着两块丈余长的冲天牌，上边写着：“自选川广云贵地道药材”和“蜜制丸散膏丹汤剂饮片”。跨进方砖墁地的小院，幽淡的药香，青翠的万年青，干净整洁的院落，让人赏心悦目。拾阶而上，宽敞的店门上方，牌匾上“达仁堂”三个斗大的金字光彩熠熠。店门前，一个戴着套袖的店员正微笑着迎送进进出出的顾客，还不时用布掸子为顾客掸去身上的灰尘。店堂里宽敞明亮，迎面横陈一丈多长的柜台，柜台里侧镶着一把九尺多长的大算盘。柜台后边靠墙立着一面墙大柜，装着几百个写着不同药材名称的药斗。药斗正中，有一块牌子，写着“乐家老铺”四个大字。

乐达仁坐在柜台后边的一张方桌旁，看着络绎不绝的顾客，再看看忙个不停的十几个店员，快慰地舒了一口气。此时，一个新的计划在他心中已经形成。

京都达仁堂乐家老药铺，眼下已经在上海抛球场西首、汉口黄陂街瞿家巷、天津估衣街设了三个分号，将来为三个分号统一配送成品或半成品，需要有一个工厂化的加工场。北京同仁堂二百多年来家店合一的管理方式，和前边是店铺后边是作坊的生产经营方式，已经不能适应今天的形势了。北京的总号现在已经形同虚设，天津分号设在沈家栅栏的加工作坊，也已经益加显得狭小了。想起在德国学习时所见的西药厂，他受到启发，也想建一个像德国人那样生产和管理的工厂，把它作为达仁堂的总部和生产基地。

民国以后，北京同仁堂改变了分配制度，每年从同仁堂提出四万两银子，平分给乐家四大房，每房一万两，一年按三节支付，不再参与分红。这个时候，作为第四房家长的乐达仁父亲乐季繁已经去世，乐达仁是长子，三个弟弟达义、达明、达德，都支持哥哥创业。连同办分号的钱，哥四个凑集了四万两银子，交给乐达仁选址办厂。

天津中山路，在19世纪末才形成了一条土路，当时那一带有几个村落，还有不少坑塘和一片一片的野草。李鸿章督直时，带过来的淮军，其中不少人死了以后都葬在这一带称为“淮军义地”的地方。1902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翌年陆续开辟了以大经路（今中山路）为基干的十数条经路和纬路。到了民国初年，大经路一带已经成为直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直隶总督督署、北洋造币厂、北洋女师、天津师范学堂、直隶公立工业专门学校、直隶省图书馆、劝工陈列所，和孙中山1912年8月北上过津时发表演讲的天津公园，都在大经路附近。乐达仁见这里人文环境好，地势高，土地宽阔，遂在大经路中段兴建了生产基地，这也就是发展至今的天津达仁堂制药厂。大经路上的工厂建成后，处理各分号事务的管理处改设在厂内，“京都达仁堂乐家老药铺”也就被天津达仁堂取代了。

大经路上的工厂，从工艺布局、生产设备，到车间班组设置及管理，都与过去的手工作坊有很大的不同。达仁堂由铺到厂的变迁，标志着乐家老铺已经初步完成了由封建买卖家，向近代工业企业的转变，乐家老铺由此获得了新生。